网络互助发展方兴未艾。5月19日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南大学教授张琳分享了自己对网络互助的思考。

互助性和普惠性符合社会大众需要

张琳表示，近些年，由于经济的发展，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，对于保险保障的需求也在增加，社会保障虽然覆盖了10多亿人口，但是保障程度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于大病医疗的需要。

张琳指出，在我国的保险市场绝大部分的供给方是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，股份制保险公司在经营和发展上会以利润为导向，对于一些承保利润低，或者承保风险高的领域往往不愿意涉及。而我国14亿人口中有着众多的中等或中低收入人群，他们的保险意识不是很高，也无法承受较高金额的保费，这些人群成为了商业保险的盲区。

蚂蚁金服集团研究院发布的《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》显示，2019年我国网络互助平台的实际参与人数为1.5亿，预计2025年将达到4.5亿人，覆盖中国14亿人口的32%左右。

白皮书调研显示，79.5%的参与者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，68%的受访者没有商业保险，72%的参与者分布在三线及以下城市。

张琳认为，不同于传统保险，网络互助计划是一种互助性经济组织，利用互联网的信息撮合功能，会员之间通过协议承诺承担彼此的风险损失，并采取小额保障，避免个人负担过重。网络互助相较其他大病保障模式，其进入门槛、中间成本更低，并且具备正向价值观和聚集会员，能够自发传播。随着更多人群开始接受网络互助的概念，其模式优势能有效吸引更多会员参与，实现医疗保障对更大群体的覆盖。

我国的网络互助起源于2011年，2014年开始团队化运营，具备网络互助雏形的平台开始出现。进入2016年，网络互助行业迎来爆发期，各类平台不断涌现，规模体量不断扩张。2018年10月，在支付宝上线的“相互宝”十天就吸纳了1100万会员，截止2019年12月，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已获得1亿会员。截止2019年5月，国内10家主要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总数已经超过2.2亿人。

张琳认为，网络互助的互助性和普惠性符合社会大众的需要，其存在有着合理性，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。

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，阿里、轻松、水滴、美团、360、滴滴、新浪、百度、苏宁等企业都已布局网络互助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不少互联网公司都将网络互助作为进军保险业的跳板。

网络互助监管的顶层设计缺失

但网络互助也存在着争议和问题。张琳直言，网络互助监管的顶层设计缺失。

网络互助平台一般载体为科技公司，其经营的互助性有保险的性质却不属于保险公司，进入门槛低，在展业中各类假借保险名义和保险术语夸大宣传普遍存在。2017年约有占行业总数的1/3的50家网络互助平台关停，资金池监管存在风险的平台开始相继退出。2019年底，“水滴筹”医院“扫楼”筹款提成事件引发社会关注，网络互助平台缺乏有效监管和约束的问题显露无疑。

张琳解释称，与商业保险公司“少赔才多赚”的机制不同，一些互助平台的管理与互助金发放挂钩，也就是说，赔得越多平台提成越多；赔款由全体成员分摊，这种计提费用的方式，会造成平台和会员之间的利益冲突，有可能损害消费者的权益。

张琳强调，目前这个行业处于监管空白地带，相应的法律法规、行政规章、监督检查滞后，有的还是空白。快速增长的资金池和海量会员信息等事关公共利益，急需加强监管以保护公众利益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20年3月，国务院《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指出，到2030年，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，医疗救助为托底，补充医疗保险、商业健康保险、慈善捐赠、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。意见还指出，鼓励社会慈善捐赠，统筹调动慈善医疗救助力量，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展。

纳入保险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监管

对此，张琳建议，将网络互助纳入保险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监管。

具体而言，建议引导网络互助纳入到现有保险监管体系中，设定规范性的市场运营机制，健全会员准入标准体系和事后评估审查体系，要求互助平台进行报备，防范逆选择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。互助平台应做好各互助计划加入条件的告知，完善客户服务，规范宣传用语，改进提示与说明方式，保障用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。建立专业化核赔机制，对于有争议的互助案件，完善后续纠纷解决通道。明确说明互助金的性质和用途，提供第三方调查机构及其资质情况。完善计提费用的方式，互助平台的管理费用应与互助金阶梯式挂钩，理赔金额越多，管理费用所占比例呈递减趋势，降低互助平台的道德风险。此外，互助平台应配置合理的风控队伍。

与此同时，张琳表示，应对资金池行为加以限制。要对资金托管方式给予导向，借鉴网约车、共享单车平台及其他共享经济模式治理的经验，不得设立资金池，资金委托于第三方银行或商业保险公司监管，加强网络互助平台资金安全的保障。其次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设定预收金额上限，避免出现类似P2P、信托和理财产品的恶性事件。

此外，成立网络互助协会。规范网络互助从业主体违法违规行为，促进行业健康、规范、可持续发展。